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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汉语量词的发生及发展——关于上古及中古出土文献中量词的调查与研究》项目简介
2016年05月17日 09:51   稿源:

    本课题为省社科规划项目(AHSK09-10D36),由安徽大学文学院时兵老师主持,于2015年10月结项。

    量词(主要是指个体量词)的使用是汉语后起的现象,但它的发生与发展却贯穿于整部汉语史,所以量词的研究备受学术界的关注,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,硕果累累。然而汉语文献典籍浩如烟海,新的出土文献又不断涌现,因此有关汉语量词发生与发展的研究便要一直延续下去。考虑到自身研究特点,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上古与中古出土文献方面,涉及到“有生”与“无生”两个方面,其中“有生”又包括人、动物、植物三类。

    我们的研究成果包括《出土文献量词示例三则》、《关于〈合补〉9264的文字与语言学分析》、《出土衣物疏量词考释二则》等系列论文,其中具体涉及“人”、“木”、“牒”、“匹”、“袭”、“绺”等量词。围绕这批量词,我们主要讨论了以下两个方面问题:(1)量词发生及发展的途径、机制与语用驱动,以“牒”为例:“牒”原本是名词,是指可供书写的简札。大约到秦汉时期,“牒”开始虚化为量词,先是称量“校券”等文书,相当于“编”、“卷”等,其后称量范围扩大至一般的文章,作用类似于“篇”。“牒”虚化为量词还有另外一种用法,不是称量“校券”等文本本身,而是构成“校券”的一支支简牍,并进一步扩展至衣物(背心、裤子)、家具(屏风)等,甚至用作类别量词,相当于“种”。另外用来称量衣物的用法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与时代性。量词“牒”这两种用法产生的认知途径是不相同的:“牒”称量文本是转喻,因为文本是写在简牍上,或者说简牍的实用功能是书写文本。“牒”称量屏风、裤子等是隐喻,因为它们与编连的竹简在形状上相似。

    (2)量词构成“数量名”序列的过程及多样性。汉语量词主要使用“数量名”与“名数量”两种序列,其中后者先于前者出现,而且形成过程清晰,即是在“名数”后添加“量”构成。“数量名”序列的形成则在学术界有较大争议,目前至少有三种观点:①在“名数量”基础上,通过“数量”前移构成“数量名”。②在“数名”之间插入“量”所致。③是“数量+之+量”结构中“之”字脱落所致。我们通过对具体量词进入“数量名”过程的描写分析指出,汉语“数量名”序列的形成是个相对复杂的过程,其途径应该是多样化的,并非一种发展模式就可以涵盖全部。以量词“人”为例:“人”用作量词最早见于殷商甲骨卜辞,仅用“名数量”序列,直到西汉初期才进入“数量名”序列。然而最初的“数+人+名”可能并非定中结构(即“数+人”修饰“名”),而是主谓结构(即“数+人”是主语,“名”是谓语)。主谓结构的“数+人+名”单独成句,其后由于类化而发生重新分析,这才出现定中结构的“数+人+名”,在句法尚可充当小句主语或宾语。除此,“人”进入“数量名”序列还有另外一种途径,即“数+人+名”原先是同位结构,“数+人”与“名”(多为人名)所指相同,这种结构一般不单独成句。其后当“人名”换成“职务”等名词时,同位结构的“数+人+名”也就可重新分析为定中结构了。

    为了保证相关研究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深入,因此我们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以下三个方面:(1)强调出土文献中的量词调查研究,所涉及的语料有殷墟甲骨卜辞、秦汉简帛文、东晋及北朝衣物疏等。其中有些量词的释读甚至可以推动字形分析的深入,如“匹”字,其构形理据一直不清楚。本课题研究发现“匹”在殷墟甲骨文中可称量“成对事物中的一个”,又由此释出殷墟甲骨文中从“丙”(有“成双成对”义)从乙的字实乃“匹”字。这样就把字形与功能分析有机的结合起来,既弄清了“匹”的构形理据,又合理描述了量词“匹”的语法化过程。(2)强调语言个性与共性研究相结合,譬如“匹”由“匹配”、“同伴”虚化为“一对之一”,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语义演变,但通过跨语言调查(共涉及印尼语、他加禄语、缅甸语、阿拉伯语、尼泊尔语、波斯语、傣语、壮语、苗语等近三十种语言)发现,该演变途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(3)强调个案分析描写与基础理论问题探讨相结合。汉语量词由无到有,由单序列到双序列,其内在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?这是汉语量词研究的一个基础的理论问题。我们结合具体量词发生分析,提出语用驱动的观点,即在名词不出场时称代名词。

    通过对具体量词发生与发展的细致分析,我们在宏观方面得出以下结论:①提出汉语称量“有生”系统初建于秦,且发生的先后顺序为“人>动物>植物”。②汉语“数量名”序列的形成具有多样化特征,且与“数量”的独立使用有密切关系。③某些量词的语义虚化途径可以获得跨语言调查的支持,具有普遍性。

    上述研究成果的获得,会进一步推动出土文献语法研究的深入,从而使汉语语法史研究更加全面而系统,同时加强量词的跨语言研究。

 

 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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